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在1980—2010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06%， 而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则在2%—3%。然而，自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处在深度调整之中。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仍高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弱，一系列的结构性、体制性和阶段性问题不断浮现，并正在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解决结构性问题仍然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与构建中国新的对外经济战略密切相关。

对外经济战略

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一国对外经济战略至少包括这样几个层次：对外贸易战略；对外货币战略；对外投资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和配合。

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过去的封闭型经济转向了开放型经济。在对外贸易战略上，中国当时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即以追求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为主要目标。在对外货币战略上，中国采取的是弱势货币战略，即以保护本国经济和金融安全为目的，以资本市场不开放、货币贬值、固定汇率制度和不追求人民币国际化等为具体特征。在对外投资战略上，中国积极鼓励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所采取的上述对外经济战略是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无限劳动力供给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本质上是需求决定型，即经济社会的产量一般由需求（如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等）决定，而经济的社会供给（如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常是过剩的。

就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而言，无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还是追求出口顺差的贸易战略，都可以看成是将外部需求因素作为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采取以货币贬值和汇率固定等为特征的弱势货币战略，不仅是因国力所限无法承担起强势货币之重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出口顺差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一个需求决定型的经济社会中，这些从需求角度拉动经济增长的考量无疑是合理的。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是供给决定型经济

然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了新常态，步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新常态意味着在常态下（即不考虑临时性波动而只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时），中国已不再是“需求决定型经济”，而是“供给决定型经济”。所谓供给决定型经济是指经济体的产量由其供给或生产能力（由劳动力、资本设备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组成）决定，而不是为“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所支配。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供给决定型的，则其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供给基本上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从而成为产量的约束。

就中国而言，尽管许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但这是一种结构性扭曲，是由经济增长方式的错配所致。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由结构性扭曲所造成的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经济是由需求决定的。任何产能的运行都需要劳动力。当经济社会总体上存在着劳动力短缺时，需求的增加（即使是那些过剩产能行业的需求增加）也只能使劳动力因工资水平的差异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行业的产量会增加，某些行业的产量相应减少，总体产量则增加有限，甚至不增加，但通货膨胀水平则因工资的上升而加速。正因为如此，只要劳动力短缺，经济社会总体上就是一个由劳动力供给决定的供给决定型经济。

应逐渐放弃过分追求

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

如果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一般状态已不再是需求决定型，那么，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也应逐渐放弃一味追求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战略。众所周知，出口和贸易顺差通常意味着用本国的资源（如劳动力等）来养活他国。如果本国的资源本来就是过剩的，则出口和贸易顺差不仅能调动本国的剩余资源（如劳动力等），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能积累国际货币，以防范国际金融和能源市场的风险。然而，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的新常态下，出口和贸易顺差必然意味着用本来已经紧缺的资源（如劳动力等）来养活他国。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因本国产量由劳动力供给决定），同时也会损害到本国居民的福利。而进口和贸易逆差则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长期的贸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续，唯有用本国货币购买进口才有可能。在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国家只有美国和英国，但唯独也只有美元和英镑在全球贸易中的支付比例明显高于两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2013年为例，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支付比例高达39.52%，而美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不过10.37%；英镑在全球贸易中的支付比例为9.13%，而英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仅为3.17%。由此可以推论，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基本上是用美元和英镑支付的。正因为如此，其贸易才可以长期维持逆差。这意味着，货币国际化是追求贸易逆差的前提条件，而当经济发展到供给决定型时，贸易逆差有助于经济增长。

沿边开放：

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近期步骤

尽管中国目前还不能用人民币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但是有可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从周边国家大量进口。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需要逐渐从出口导向（或追求贸易顺差），转向针对发达国家平衡贸易和针对周边不发达国家追求进口和贸易逆差。这样一种战略同时也能服务于人民币周边区域的国际化，而人民币周边区域国际化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

此外，新常态下，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也需要从过去的鼓励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转向高水平引进和大规模“走出去”（即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所谓高水平引进，就是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即能帮助中国的产业升级），而大规模“走出去”就是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针对周边国家将那些不符合中国现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这将为中国大规模从周边国家用人民币进口提供便利，不仅可以利用境外资源（如更低成本的劳动力等）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服务，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周边区域国际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等沿边省份在中国近期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无疑将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云南省地处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前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示，云南省要努力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南亚、东南亚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东南亚人口达4亿，而南亚仅印度一国就达13亿。在发展水平上它们落后于中国，从而有可能与中国存在极大的互补性。因此，云南省必然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桥头堡和实验区。（作者：龚刚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增长点研究”（15ZDA0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