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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云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7-10-21
 
    20171015-19日,首届“云财—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在云南财经大学成功举办。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龚刚教授研究团队与王勇学术副主任等10人组成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齐聚一堂,就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进行了交流,就新结构经济学领域的12篇学术论文进行了深入研讨,讨论气氛活跃,与会人员发言积极踊跃,为相关研究的改进和拓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本届研讨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下是论文的摘要部分:

王勇: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基于跨国数据的四个特征事实,构造了一个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来刻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过程以及与之伴随的制造业内部从低端向高端的产业升级过程。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低收入阶段,低端制造业生产主导,而它并不需要特别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对于消费性服务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的需求提高,这两者都需要更多地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如果由于存在进入壁垒而不够发达,那么在低收入阶段将不会妨碍经济增长,但在中等收入阶段将会对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产生遏制性的瓶颈作用,从而使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模型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均衡不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不同部门之间通过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关系产生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企业之间存在协调失灵进而导致多重均衡,有时会过早地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时则过晚。所以需要政府解决协调失灵,同时又将不同部门之间的外部性影响做内生纠正,以保证有效率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此外,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制造业可贸易的,而服务业不可贸易,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衡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业内生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单调的。这个新结构经济学模型强调了经济结构的内生性与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并且主张要适时适度降低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以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副教授)

龚刚: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结构演变——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论文讨论了发展过程中的宏观结构(如资源禀赋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的演变,从而区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构建宏观动态模型,论文发现,当经济社会走出贫困陷阱后,其经济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转化;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库兹涅茨曲线前半部分;常态下经济属于需求决定型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设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来实现由投资高涨所拉动的经济的高增长。第二阶段为技术的追赶过程。此时,生产方式从资本密集逐渐向知识密集转化;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库兹涅茨曲线后半部分;常态下经济属供给决定型经济,这意味着政府已不可能通过设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目标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增长率回归自然增长率。两阶段之间则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论文同时讨论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即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率大于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率。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的现实,论文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度的关键时候,而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
(龚刚: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

 魏熙晔:收入分配、产业升级与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基于消费升级的视角,构建数理模型证明了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均衡的存在性,并刻画了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本文利用123个国家198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给出了经验证据,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一致。本文的主要发现是:(1)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和产业升级的涓滴效应传导机制被阻隔,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甚至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均衡特征,低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存在最优水平,而高收入阶段下的收入不平等则阻碍经济增长;(3)经济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服务业增长率均与基尼系数呈显著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存在最优的基尼系数。中国收入分配呈现倒U型趋势,缩小收入差距,以中产阶级消费的崛起,来促进产业升级,有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魏熙晔: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讲师)

 高阳:理解经济周期:基于稳定机制与非稳定机制的视角 

    本文将从稳定和非稳定机制的视角来讨论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现象。在我们承认价格调整这一稳定机制存在的同时,经济运行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机制导致其不稳定?早在1939年,哈罗德就已经通过刀刃问题揭示了非稳定机制的存在——企业的投资行为。为此,本文构建了以价格和投资为核心变量的宏观动态模型。我们发现,稳定机制(价格行为)和非稳定机制(投资行为)的相互作用使经济产生了波动。然而,由于价格调整具有粘性,这一稳定机制可能并不足以使得经济稳定。这时,另外一种稳定机制——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的引入就势在必行。
(高阳: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讲师)

马丽: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型

    出口导向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模式。在一个需求决定型的经济社会中,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无疑会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中国将逐步转向供给决定型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过去出口为导向型的对外贸易战略是否仍适用?是否与我国现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如果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不再适用于新常态,那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对外贸易战略将如何转型?为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建立新古典框架下开放经济宏观模型和开放经济两阶段模型,研究发现在需求决定型经济下,如果允许设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出口增长率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供给决定型经济下,出口和贸易顺差将抑制经济增长,而进口和贸易逆差则因缓解资源的紧缺而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我们提出新常态下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应逐步转向进口导向,即追求贸易平衡甚或贸易逆差。然而,长期的贸易逆差一般不可持续,除非用人民币购买进口。于是,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要求中国对外货币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撑。
(马丽: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讲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杨子荣:企业盈利能力、金融竞争程度与最优金融结构——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

    本文考察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盈利能力的分布如何决定企业最优融资方式的选择,以及金融竞争程度对最优金融结构边界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一国经济发展处于初步阶段时,企业规模通常较小,小银行和关系型贷款是有效的融资渠道与方式;当一国经济发展处于较高阶段时,企业规模一般较大,资本市场和大中型银行是最优的融资渠道,即最优的金融结构取决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下的企业盈利能力的分布。此外,本文还发现,虽然金融结构内生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也会影响最优金融结构的边界迁移。
杨子荣: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惠利: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环境绩效

    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恶化带来的问题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奥运蓝APEC阅兵蓝两会蓝等临时管制性措施短期内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但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且往往以更严重的报复性污染为代价。研究是否存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区域战略,在什么阶段推行、如何推行,以及当前战略效果如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尝试开展以下研究工作:一是纳入环境污染物这种非合意产出,构建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区域环境绩效进行评估;二是探讨清洁型发展战略对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路径及其效果;三是考虑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特征,采用门槛回归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析清洁型发展战略对不同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区域环境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环境保护并不必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存在适合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发展战略,但清洁型发展战略必须与经济体发展阶段及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结合。
惠利: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汤学敏:禀赋结构、技能溢价与产业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强调不同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当资本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降低,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所发展。本文基于两类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及要素价格变化的典型现象,在新结构经济学模型中考虑劳动者的技能特征。不同产业中不同技能的劳动与资本的密集度不同,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相对变化,在多产业部门的情形下,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对产业结构及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机制,从而解释技能劳动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变化趋势。
(汤学敏: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任晓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后发国家的研究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考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二者对一个后发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值模拟来分析以中国为例的后发国家不同科技政策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模拟结果显示,增加基础研究支出、提高基础研究生产力、促进世界前沿研究对本国(地区)研究溢出的政策不但有利于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增加其人均产出。
任晓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沈仲凯:要素禀赋、收入分配与产业升级

    本文通过将收入结构作为另一维度的结构引入新结构经济学,基于个体拥有资本份额的不平等(满足Pareto分布)及非位似偏好,以此作为需求侧的影响,结合禀赋结构在供给侧的影响,考察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其中,产业升级指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我们发现给定收入分布,只有当禀赋结构(资本劳动比)达到一定程度,产业升级才有可能发生;而给定禀赋结构,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程度之间呈现U关系,即过度的平等分散了收入总收入,使得每个家户的购买力下降,导致产业升级程度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过度的不平等则会使得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大部分消费主体购买力下降,潜在产业升级的产业需求不足,进而阻碍产业升级。
沈仲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郭巍:基础设施与非均衡增长

    大量的实证文献表明,基础设施对于不同产业具有差异化影响,反映出基础设施对于结构转型的潜在作用,而已有的理论文献对此鲜有讨论,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理论缺陷。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含多产业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基础设施作为生产要素,对不同产业的生产力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积累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推力。接下来,本文通过数值计算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美国近40年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表现。最后,本文计算了美国的最优税率,并与真实税率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政府在前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期逐渐降低干预程度,可以有效提高经济增速并促进结构转型。
郭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卢智坤:随机增长与产业升级

    本文在现有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通过引入了随机因素,考察产业升级的过程如何受到随机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主要贡献。数值结果表明,给定要素禀赋,由于风险厌恶,在产业升级伴随着更大的产业风险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将会更倾向于选择低级别的产业,推迟产业升级。但在长期,风险厌恶导致资本积累更快,反而可能会在时间上更早升级到较高级别的产业。此外,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简化版的具有解析解的模型。
卢智坤: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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