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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刚:从中美贸易战看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

发布时间:2018-10-22

2018925日、930日和1020日,我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受邀分别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就其最新研究成果“从中美贸易战看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做学术讲座。

 
(龚刚教授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讲座)

 
(龚刚教授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做讲座)

龚刚教授的系列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美国发动此次贸易摩擦的真正诉求是什么?中国应如何应对?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应如何转型?龚刚教授认为,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明确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成本低,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而美国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世界货币的地位。在这样一种比较优势的框架下,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主动融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外围体系,形成了自己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对外贸易战略上,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以追求出口和贸易顺差为主要目标;在对外投资战略上,鼓励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以市场换技术;在对外货币战略上,采取以货币贬值和汇率固定等为特征的弱势货币战略。可以说,中国过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可以将外部需求转化成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与中国过去所处的发展阶段——需求决定型经济相适应的。
    然而,中国目前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这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进行一定调整。从理论上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技术引进愈发困难,这一跨越并非自然而然,期间很有可能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种种迹象显示,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需求侧的三架马车转向供给侧,已进入“供给决定性经济”。供给决定型经济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逻辑起点。
    美国挑起此次贸易摩擦,似乎要达到三大目标: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模式发难和实施阻截。其中,减少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常常被放于首位。然而,龚教授认为,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贸易,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从宏观层面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模式本质上是“美国生产美元-中国生产产品,美国是享受这样一种贸易模式的;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当前中美之间所形成的贸易逆差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品,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损失更重的一定是美国企业;第三,美国在加征关税后又立即打开了关税豁免之门,参议院也“悄悄”通过了消减关税的法案。而另一方面,当中国经济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时,技术进步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动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因此,美国挑起此次贸易摩擦的真正诉求,乃是不惜一切手段发难和阻截中国的技术进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在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两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发力。在引进技术方面,美国创造了“强制性技术转让”和“通过合约来盗取技术”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的“以市场换技术”进行责难。在自主研发方面,美国要求中国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如取消对《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10个高科技制造业的政府补贴和支持;要求中国认可美国对中国关键部门(如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部门)的产品进口施加限制和征收关税。不仅如此,美国还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阻截和孤立中国。
    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呢?龚刚教授认为,首先,要扩大开放、主动扩大进口,这不是中国在压力下的让步,而是新阶段下的理性选择。其次,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技术进步模式,维护合资企业中方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要求,坚持自己的《中国制造2025》,对美国的无理要求予以还击。但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因为若美国挑起贸易摩擦的根本目的没有达成,中美冲突便难以根本解决,在未来并不能排除美国联合欧日等形成新的联盟、共同对抗中国的可能性;而当欧美日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时,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基础和价值了。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转型:中国已不再适合担任以美国为中心的外围国家,未来对外开放的重心必须转向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实际上就可以理解为新常态下中国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另外,由于在供给决定型经济中,贸易顺差意味着输出国内紧张的经济资源,将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战略的转型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要求。而中国能否成功实现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完全取决于自主研发型的技术进步能否快速实现,取决于中国对内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
    三所学校的与会老师和学生对龚刚教授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进行了积极的交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罗长远教授指出,企业进口是市场行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美国家的产品更符合我国企业的需求;此外,雁阵模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规模经济,目前“一带一路”国家尚不具备足以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规模经济,因此,短期内将对外开放的重点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行性并不高。范剑勇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仍有大量劳动力,仍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且我国制造业产出的40%-50%用于出口,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负面效应比较大;另外,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发展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对手等因素决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的徐长生教授、王健教授就供给决定型经济、出口市场能否从发达国家转向一带一路国家、面对美国封锁中国自主创新能力能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和龚刚教授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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