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知识分子应当利用自身的优势和专长，充分发挥智力支持作用，在中国的智库建设和决策咨询制度建设中大显身手，积极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而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

在新形势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发挥人才支撑、智力支撑、创新支撑的独特作用，将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知识分子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21世纪的大国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目前，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超过1.7亿，他们广泛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当前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本身既是知识型人才，同时一部分人又是培养人才的主导力量。中国能否成为人才大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作用日益彰显。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但是，当前有些人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不良倾向，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风气日益弥漫，学术界也出现了浮躁、媚俗、腐败等不良风气。作为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知识分子有责任率先垂范，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扬天下为公、担当道义的精神。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良美德的继承，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中，知识分子如何真正做到胸怀家国？如何抵制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各种诱惑？

知识分子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标准。面对社会中各种负面价值观的冲击，知识分子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人民立场，以身作则，带动全社会共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知识分子要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知识分子要比一般的社会群体或阶层更具理性思维，也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当代知识分子要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大有作为，要有忧国忧民、匡世济民的担当精神。

知识分子要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知识分子是时代潮流的领引者和真理的探索者，理应守护社会的良知。一个坚守正道、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才能拥有家国情怀，才会坚守社会的良知。

知识分子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重实情、看本质、建真言。知识分子具有理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应该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人云亦云。此外，知识分子还应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态度，维护社会的真理与道义。

知识分子要勇立潮头，引领创新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创新”一词独占鳌头，体现了创新作为民族进步之魂、国家兴旺发达之不竭动力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储备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人才，截至2014年底，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8114万人，位居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在推动全面创新上，知识分子首先要“敢为天下先”，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抢占国内、国际创新的制高点，勇攀高峰、勇立潮头、引领创新，带动社会发展。

知识分子要把握创新特点，遵循创新规律。创新是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有着内在规律和自身发展特点。中国在迈向创新大国的征途中，一定要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

知识分子要加强智力成果供给，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进一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知识分子要注重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克服目前存在的科研与实践脱离、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效能不足两大难题。知识分子应走出书斋，走出象牙塔，“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并以此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重要着眼点、着力点。

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

我国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教育、科技、文化、科研等机构和部门。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也相对缓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我们党提出要加快深化教育、科技、文化体制和人才体制的改革，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最大程度地激发知识分子的才华和创造力。

在领导机制上，要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工作机制。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分布在不同领域的单位或组织机构中，各级党组织和部门要健全和完善领导机制，畅通与知识分子的沟通渠道。此外，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重要成员，因此我们也要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

在科研管理机制上，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和真正享受科研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建立科学、公开、公正、权威的科研项目申报、考评、鉴定等机制，坚决惩治拉关系、跑项目、科研造假等不正之风。另一方面，改革和完善科研激励机制和经费管理机制。国家应把科技、创新、研究置于优先位置，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增加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用比例，完善科研经费的报销方式。

在保障机制上，要多了解知识分子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减少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

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

信任是对一个人最好的尊重。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最大信任。同时，领导干部还应将这种政治上的信任进一步转化为感情上和工作上的信任。在一些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方面，领导干部要主动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建议，并与之共同探讨问题，充分发挥他们参与决策咨询的积极性。对于知识分子的不同观点，领导干部不仅要善于倾听和辨别，更要善于沟通和疏导。

对待知识分子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谅解。人无完人，即使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行家，也不能保证其意见和建议完全正确。因此，即便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出现了偏差，也应对其加以包容和谅解；对于不妥当或者错误的批评，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加以说服、引导，坚决不能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

此外，国家还应“不拘一格降人才”，给知识分子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由于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许多年轻有为或实践型的人才没有得到及时任用和培养。对此，我们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对于一些特殊人才，应当用特殊政策对待，为其营造宽松的环境，提供广阔的平台。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还需注意纠正科研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给知识分子营造自由、宽松、温馨的科研环境。

对党忠诚，是每个党员的必备品质，也是一个修身修为的实践过程。这需要从主观到客观多方面努力，需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去磨砺，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和条件不少，但关键是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即始终保持对党的崇高理想和使命的自觉自醒，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初心初衷和应有定力。唯有如此，才能铸就对党忠诚的内在灵魂、坚定意志和动力源泉。

（一）

为什么说对党忠诚的关键是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因为忠诚是一种发于内而形于外的品格，真正的忠诚总是建立在内心的自觉自愿之上，被动地接受某些主张或追求所谓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做到行稳致远的忠诚。能否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既是考察对党忠诚的核心尺度，又是做到对党忠诚的决定性因素。

政党首先是以一定的主张和理念组成的政治组织，其基本属性是政治属性，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决定着不同政党的本质区别和前途命运。作为政党的一员，政治选择无疑是最重要的选择，政治烙印无疑是最鲜明的印记。一旦在政治立场、政治追求上出了偏差，或者说在为谁说话、替谁办事方面出现大的问题，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就会失去政党一员的基本底色，就会蜕变为异己分子，忠诚也会无从谈起。常言道，立场方向决定行为取向，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如果把正确的梯子架在错误的墙上，必然是越走越离谱。因此，无论是什么性质、什么追求的政党，即使是一些组织纪律松散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都会把对待自身政纲、政见的立场态度作为评判其成员身份的基本要素和刚性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志同道合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的政党，从来都把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当作凝聚自身成员、实现自身理想的根本性问题。一部《共产党宣言》，说到底是阐明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劳动者而斗争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明义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的政治性质和定位；对党员的诸多规定和要求中，核心的也是“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立场，保持“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政治追求。毛泽东同志也讲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回顾党的历史实践，我们党正是靠着“共同目标”“共同语言”，靠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信念，靠着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不懈追求，保持了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一，塑造了广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品格，引领了中国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必须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包括制定和实施《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一个根本目的就是坚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通过高扬政治理想、严明政治纪律、强化政治立场等来“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纵观党的历史和现实，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在整个党的事业和党员生命中带有“风向标”“指挥棒”的作用，是真正带有灵魂性、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如果说对党忠诚是一个党员的大德，那么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就是贯穿其中的至德；如果把对党忠诚当作一个实践过程，那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就是不断校准党员思想行为坐标的基点、中心点。

（二）

说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在对党忠诚中的关键作用，还在于这是为无数优秀共产党人的人生实践所证明的，而且又是现实之中考验党员忠诚度的极具紧迫性、针对性的重大课题。

面对前进中的种种困难、风险和挑战，如何保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贞本色，最重要的还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内在信念，是对崇高理想和目标的“心向往之”的不变追求。从李大钊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到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到方志敏的“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从焦裕禄的“只要是为党和人民工作，再苦再累也值得”，到杨善洲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何种环境中，我们都不能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都应该把坚持党的宗旨作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到谷文昌的“一个人活着要有伟大的理想，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奋斗终生”，等等。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历经磨难而不悔、面对生死而不惧，就在于他们“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追求，就在于他们“一旦选择，终生追求”的强大意志。从一定意义上讲，对党忠诚就是政治立场的笃定、政治追求的恒远，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和“信念之光不灭”的顽强意志。

时代和实践总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措施也必然经历相应的调整变化，但无论怎么调整、怎么变化，作为党员的根本政治立场、政治追求不能变。如果改变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政治追求，就是对立党建党“初心”的背叛，忠诚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遵循。不可回避的是，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思想多元多变背景下，立场问题、追求问题在一些党员干部中愈发凸显出来。有的变得没有立场，以信奉“多元”为名行立场虚无之实；有的奉行“屁股决定脑袋”的逻辑，将政治上的大立场让位于个人的小立场；有的搞政治上的“博弈论”，摆超脱、玩中立、打太极，搞投机主义、当“两面人”，暴露出一种政治立场上的模糊、心态上的摇摆，甚至一种同党拉开距离、随时准备跳船的潜意识。至于说有的人干脆就以西方的政治立场、政治理论来裁剪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自然会得出不同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结论，那就根本谈不上对党忠诚。凡此种种，背后贯穿的都是政治立场和态度问题，都有一个把自己摆在哪儿、从哪儿出发去考虑和处理事情的问题。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将自己置身局外、置身党外，就很难做到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甚至会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的“七个有之”现象，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不讲政治、对严肃政治问题不以为然造成的，是由于政治立场动摇和政治追求偏移带来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我们党也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诸多风险考验，要塑造党员干部的忠诚品格、凝聚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迫切需要在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守政治立场政治追求的根本问题上不断付出更大努力，在解决为什么要立党、为什么要入党的基本问题上不断付出更大努力。

（三）

如何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从而更加坚定地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深刻阐述，党章党规有许多明确规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体现到一名党员干部身上，有三点十分重要。

第一，诚意正心，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坚守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的要害是“守”，而“守”的基础是思想上的自觉和理论上的彻底。这就需要不断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理性认同，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同，强化思想活动和精神世界的免疫力。实际上，对许多党员来说，当初选择入党、加入组织，还只是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入门一步”，弄懂弄透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还只是“一个目标”。正所谓组织上入党是“一下子”，思想上入党是“一辈子”。因此，还是要有一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态度，树立一种终身学习、终身参悟的理念，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一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在研机析理中融入内心世界、内化为心理自觉。特别是要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坚定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固本培元、拧好“总开关”，才能筑牢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才能形成对“第一身份”“第一职责”的由衷担当。

第二，知行统一，时刻注意替谁说话办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对于评判人与事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注重“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甚至对“讷于言而敏于行”更高看一眼。辨别是否坚守政治立场政治追求、辨别是否对党忠诚，最终要体现到日常的政治能力之上。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握好共产党人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落脚点，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体现到日常工作生活之中，时刻注意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时刻注意“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时刻注意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谁会得利的问题，努力实现说话做事的动机与效果、出发点与落脚点的统一。否则，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和遵循，说得越有煽动力、做得越有诱惑力，所带来反作用、负效果就越强，对事业的危害就越大，同党也会渐行渐远。

第三，勇于担当，关键时刻经受住考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坚守政治立场政治追求也好、保持对党忠诚的品格也好，平时容易遇事难，顺境容易逆境难。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社会思潮多元多样的情况下，经受考验更显重要。这需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政治定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也特别需要有点担当精神、斗争精神，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抵制什么、反对什么上必须有所选择、亮明自己的立场。那种于我无关的态度、人云亦云的做法，甚至伴着别人对党的组织、对党员身份的讥讽攻击而起舞，既不符合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也反映出自我贬损、自失尊严的扭曲人格。总之，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真正做到了这“五个敢于”，就能在坚守政治立场政治追求、砥砺共产党人忠诚品格上不断达到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查纠“四风”，近期许多地方推出升级版“禁酒令”，对公务接待中的饮酒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约束。（新华网，5月 31 日电）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我党在整治党员干部作风上有了实质性的突破：在这几年里，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靡之风也得到了制止，群众对干部的映像也在逐步转变，这正是中国官场需要的“新常态”。
    “八项规定”是铁的纪律，以后接待均不沾酒也不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要时刻提醒，做好表率，如有违反都要受到严肃处理，没有讨价还价，言出必行，令出必警。领导干部要树立长期落实八项规定的正确意识，仔细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耐心听取群众意见，真心实意改正错误，才能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从点滴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才能深入转变作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
         要打好作风反复战，首先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强化廉洁自律的意识。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执法者更要带头遵守纪律、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把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作为作风转变的重要抓手，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主动接受监督，自觉作出表率。其次要打好制度保卫战。既然要依法治国，那么就要有法可依。只有形成机制，健全制度，才能约束好权利，规范好行为；只有形成机制，才能用制度来惩治腐败，用制度来堵住一切“失足”的源头；只有形成机制，才能真正体现我们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决心和对惩治不良之风、贯彻八项规定一抓到底的信。再是要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管力度，对违法乱纪的人员坚决的查处到底，不放过任何一人，让其树立对“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敬畏意识。最后要紧密联系群众、畅通监督渠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广大群众也要自觉抵制歪风邪气，远离“四风”问题，鼓励他们敢于监督，敢于揭发、检举不良风气。

       当今社会，一些国企、重点行业涌现出的专家型、业务型骨干人才，抱着侥幸心理贪污、受贿，从而一步步走向犯罪。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认为所收钱财是自己业绩价值的回报,把侵吞单位资金当作给自己发的补偿。（人民网）

       古语有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呢？“初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之初就树立的奋斗精神和赤子之心。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党完成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不忘初心”，简单地说就是不要忘记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是要干什么的，我们应去怎么干的。

       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但是有很多行业精英，业务骨干，党员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离经叛道，他们眼睛只盯在金钱上，只盯在物质利益上，为了攫取不法利益，不牺以身试法，更有甚者将自己攫取的不义之财视为应得“奖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李素梅就是这样一名目无法纪，视贪污贿赂为“奖金”的典型违法乱纪者。作为规划、工程领域专家的她本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经验，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多做服务多做贡献的，但是她却把自己的学术才能当成攫取经济利益的资本，恃才傲物、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的专业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就认为在经济利益上就应该比他人多获得一些。在攀比中，在心存侥幸下，开始大肆攫取人民的利益，攫取不义之财，作为党和国家的精英，却做出掩耳盗铃之事，自欺欺人的认为自己贪污贿赂的金钱是自己应该获得的 “奖金”，这种自我安慰的做法既败坏社会风气,又害人害己,给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为何不明白“掩耳盗铃”这个从小就耳熟能详的道理呢？为何会理所应当的将贪污贿赂视为应得“奖金” 呢？为何会守不住道德的底线，去触碰法律红线做出违背共产党人“初心”的荒唐之举呢？

       我们的党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行”。所以无论是行业骨干还是业务精英，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官领导，在注重提高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的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学习和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三观”，只有这样才能用自己的学识才华，行业经验为人民谋福利，为党和国家创事业。在党的伟大事业建设中，建设者们切忌背叛“初心”，离经叛道，有辱使命。

        3名省部级干部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分——中央纪委近日发布的2017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加上2017年1月汇总表通报的1名省部级干部，仅今年第一季度，中央纪委已先后查处4起省部级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月25日，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这些反映出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一重要论断，同时也彰显了纪检机关“把反对‘四风’工作往深里抓、实里做，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

　　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思熟虑，把制定八项规定作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开篇之作。八项规定出台四年多来，党中央如何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中央纪委又是怎样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正风肃纪、纠正“四风”，全党全社会都看得清清楚楚。如今，为什么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扫除”，哪些“红线”绝对不能碰，就连普通老百姓也能讲出个一二三四。可是，有的省部级干部好像还活在“世外桃源”，视中央规定如无物，屡屡触碰红线，其政治觉悟之低，着实令人惊讶！

　　谁把中央禁令当耳旁风，谁就要为改进作风付出代价。在监督执纪实践中，中央纪委加大对高级干部“四风”问题的通报力度。2016年9月5日，中央纪委通报五起执纪审查中发现的中管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通报的王阳、谷春立、卢子跃、杨振超、陈雪枫等5人，此前均因严重违纪涉嫌违法被“双开”。把他们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单拎出来公开曝光，释放出的信号是显而易见的。恰如通报所言：“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廉洁从政、廉洁用权，自觉做公私分明、尚俭戒奢的表率。”

　　党的高级干部理应以身作则，带头改进作风，做增强“四个意识”的表率。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都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准则》规定，“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条例》更是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情况”明确列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从言到行都要真正体现“四个意识”，把党中央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各项规定不折不扣执行到位，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兑现承诺，回应群众期盼。

风化成俗需要时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守住节点、寸步不让，以滴水穿石、锲而不舍的精神，结合“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巩固和深化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交上作风建设的合格答卷。

自身肌体的纯洁，反映了一个政党光明磊落的底气，决定着一个政党坚不可摧的力量。

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不断保持纯洁性，才能提高在群众中的威信，才能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才能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在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保持纯洁性的总体要求，作出了五个方面的重点部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把握和深化。

党的纯洁性同先进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纯洁性是先进性的重要体现。纯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行为准则，始终是我们党不变的追求和坚守。它贯穿了党的90多年发展历程，与我们党夺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紧密相联，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紧密相关，与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保持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抓手，从保持纯洁性的高度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旗帜鲜明地反腐败作为维护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手段，有力地保持了党的肌体健康。 

作为一个拥有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当前，我们党的队伍总体上是纯洁、团结、有战斗力的。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面对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面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面临的严峻考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认识模糊、态度摇摆。有的作风不正，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有的原则性不强，热衷于搞“小圈子”。有的为政不廉，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有些党组织则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不够，发展党员、选拔任用干部把关不严，等等。

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的纯洁性，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要解决问题、应对挑战，要经受考验、化解危险，最根本的就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和加强党的修养与党性锻炼相结合、坚决惩治腐败和有效预防腐败相结合、发挥监督作用和严肃党的纪律相结合，才能从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保持清正廉洁、严明监督纪律五个方面，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全党都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每个人自身的纯洁性来确保党的肌体纯洁健康，让我们党更加坚强有力。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共产党人的做人之本；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是领导干部的从政之基。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高度，从应对新形势下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出发，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这一重要论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决心与信心，是对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部署，更是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的严肃要求。

党的纯洁性同一切腐败现象是根本对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消极腐败现象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水火不容，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背道而驰，严重损害了党的纯洁性。一些国家和政权垮台的事实也反复证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清正廉洁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基本要求。从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高度来看，我们党经受考验、化解危险，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正因如此，在90多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防止和反对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始终注意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当前，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但也要看到所面临的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有的党员干部为政不廉，无视廉洁自律要求，少数人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依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严重。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呈现出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总体态势，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守住清正廉洁的底线，保持党的纯洁性，必须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经常对照这些规定进行自查，凡是规定不准做的事项绝对不能做，在任何情况下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必须坚决查办腐败案件，健全及时揭露腐败机制，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的力度，努力遏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必须加强警示教育，通过加强案件剖析和案件通报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政者，正也”。恪守清正廉洁的为政底线，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既扎实抓好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定信心、扎实工作，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一个政党，只有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赢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8000多万党员，从一个小党发展为引领13亿人民的世界第一大党，从“工农兵老大哥”、知识分子扩展到新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90多年来，我们党的党员数量不断增长，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

90年光辉历程告诉我们，因为追求先进和纯洁，我们党才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才能吸引亿万民众的追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正是因为不断把各领域各阶层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才确保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时代风云变幻的今天，在党员数量和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任务更加艰巨，保持队伍纯洁性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当前，我们党的队伍总体上是纯洁、团结、有战斗力的，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有的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不够，发展党员、选拔任用干部把关不严，使我们党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的纯洁性，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归根到底要靠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保证。列宁有句名言：“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需要严把入口、疏通出口。一方面要把好入口关，防止徒有其名的党员“混”进党内。重视思想上入党，重视党员质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把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但也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给动机不纯、操守不洁者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要疏通出口，建立党员、干部退出机制，及时清除“害群之马”，解决党员、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2010年，有3.2万名党员出党，绝大部分是被开除的。及时清除肌体上的“毒瘤”，我们党才有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纯洁，关键是“练好内功”，提高党自身的“免疫力”。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靠日常教育管理来维护，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严格的教育管理；需要把好选人用人关，选好干部配好班子，形成结构合理、人才辈出、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需要健全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制度，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抓好队伍建设，强壮党的肌体，才能自觉抵制金钱物欲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使党员干部思想更成熟、党性更坚强、品德更高尚，使党组织更团结巩固，更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和纯洁，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和依托。始终把保持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和抓手，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我们的队伍才能永葆生机活力，我们的党才能始终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的根本保证。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将“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作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首要任务，充分表明思想纯洁的极端重要性。

对一个政党来说，能不能在思想上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回顾我们党90年奋斗历程，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经受了“思想上入党”的洗礼，为中国革命打开了胜利之门；世纪之交的“三讲”教育活动强党性正党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新世纪以来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继续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为党带领人民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思想上建党、立党、兴党，始终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反观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国际上一些大党老党退出执政舞台的教训，无不与思想变质、意志涣散、信仰动摇等有着深刻关联。

对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思想纯洁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清正在德，廉洁在志”，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为政用权就有了正确方向，“拒腐蚀永不沾”就有了钢铁屏障。大量腐败案例也警示我们，精神懈怠容易导致消极腐败，腐化堕落，起于一念之贪；滥用权力，源于一念之私。

当前，全党的精神面貌是奋发向上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在深入人心。但也应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淡薄，群众观念淡漠，权力观、政绩观还存在误区。更应看到，党长期执政的国际国内环境更为复杂多变，社会思想观念正在深刻变化，在新形势下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保持思想纯洁，坚守精神家园，需要高扬理想信念旗帜，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使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需要抓住理论武装核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在大风大浪面前立场坚定、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需要推动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常态化，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需要破解道德建设的现实课题，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带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心灵之镜勤拂拭才能更明亮，精神家园常呵护才会更美好。保持思想纯洁，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需要全党坚持不懈、奋发进取，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奋斗一辈子，让壮丽的精神图景与壮阔的发展图景交相辉映。

作风是一个政党的形象，它反映着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现了政治素质、个人品德和精神境界。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作风纯洁”。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作风纯洁是党的纯洁性的具体体现，必须将作风纯洁作为衡量和检验党的纯洁性最直接最现实的标准。

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回望90年光辉历程，纯洁的作风是我们党始终能得人心、聚民力的重要原因。井冈山时期，“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党的领导同志也是一身补丁、一双草鞋；延安时期，毛泽东革除迎来送往的“官场”礼节，“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从焦裕禄到杨善洲，从雷锋到郭明义，无数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造福于民、取信于民。无论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无不体现着党的纯洁性，是我们永远不能丢的传家宝。

保持作风纯洁，核心问题是强化宗旨意识，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伟大事业，失去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将无从谈起。

当前，还有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宗旨意识淡薄，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不敢碰矛盾、不去着力解决问题。社会转型期，群众对自身利益更自觉、更敏感，党员干部面临的压力更大、诱惑更多，保持作风纯洁，是我们能否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关键。

保持作风纯洁，群众路线是“指南针”。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如何更好地走进群众、走进基层？思想意识多元多变，如何增进党群、干群互信和共识？利益博弈日趋加剧，如何协调不同关切和诉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把握好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遵循，了解实情察民意，加强沟通听民声，办事公道聚民心。

保持作风纯洁，群众利益是“试金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作风纯洁的基本要求。做决策前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从群众利益出发；干工作时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是群众期盼的纯洁作风。

党员、干部只有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保持作风纯洁，加强党群干群关系。要坚持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要正确对待各方面批评意见，坚决反对压制批评甚至打击报复的行为。

当前，改革发展任务繁重，无论是抓住发展关键期的机遇，还是应对矛盾凸显期的挑战，都迫切要求党员、干部保持作风纯洁、密切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样，党的宗旨才能得到最切实的体现，国家才能获得最持久的发展动力。

作风是一个政党的形象，它反映着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现了政治素质、个人品德和精神境界。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大力保持党员、干部作风纯洁”。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作风纯洁是党的纯洁性的具体体现，必须将作风纯洁作为衡量和检验党的纯洁性最直接最现实的标准。

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回望90年光辉历程，纯洁的作风是我们党始终能得人心、聚民力的重要原因。井冈山时期，“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党的领导同志也是一身补丁、一双草鞋；延安时期，毛泽东革除迎来送往的“官场”礼节，“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从焦裕禄到杨善洲，从雷锋到郭明义，无数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造福于民、取信于民。无论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无不体现着党的纯洁性，是我们永远不能丢的传家宝。

保持作风纯洁，核心问题是强化宗旨意识，密切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伟大事业，失去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将无从谈起。

当前，还有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宗旨意识淡薄，对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不敢碰矛盾、不去着力解决问题。社会转型期，群众对自身利益更自觉、更敏感，党员干部面临的压力更大、诱惑更多，保持作风纯洁，是我们能否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关键。

保持作风纯洁，群众路线是“指南针”。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如何更好地走进群众、走进基层？思想意识多元多变，如何增进党群、干群互信和共识？利益博弈日趋加剧，如何协调不同关切和诉求？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把握好群众路线这个根本遵循，了解实情察民意，加强沟通听民声，办事公道聚民心。

保持作风纯洁，群众利益是“试金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作风纯洁的基本要求。做决策前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从群众利益出发；干工作时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在为人民谋利益，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才是群众期盼的纯洁作风。

党员、干部只有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保持作风纯洁，加强党群干群关系。要坚持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要正确对待各方面批评意见，坚决反对压制批评甚至打击报复的行为。

当前，改革发展任务繁重，无论是抓住发展关键期的机遇，还是应对矛盾凸显期的挑战，都迫切要求党员、干部保持作风纯洁、密切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样，党的宗旨才能得到最切实的体现，国家才能获得最持久的发展动力。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解决问题、务求实效，既要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又要解决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社会议论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各级党组织要注意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密切关注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的新动向、新问题，努力在改进党员干部作风上下功夫、见成效、求突破，以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党员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大都能按“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仍然存在这样那样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出现“信念危机”；有的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精神萎靡不振；有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跌入腐败的泥潭，等等。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党性观念不强，宗旨意识淡薄，工作作风漂浮，对群众利益和生命安全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最近个别地方发生的干部出访滞留不归等事件，以及一些单位出现的以各种“合理”名目将妻子儿女移民国（境）外、家庭资产转移出境，自己在国内当官的“裸体官员”现象，说明有些地方在干部管理中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大量事实告诫我们，必须把从严治党的要求体现在干部管理上，对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着眼于从严教育和管理党员干部，着力解决党性不强、党风不正、执纪不严的问题，必须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要把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促进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紧密结合起来。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理想信念和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条例和国家法律法规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性促政风带民风。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加强干部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述职述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以及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严格执行干部辞职和问责制度，将党员干部置于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下。在搞好正面教育的同时，对那些党性不强、作风不好、律己不严、群众不满意的干部要坚决调整下来，对那些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要坚决查处、决不姑息。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真正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

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摆正位置，积极投入到查找和解决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中来。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紧密联系各自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带头查找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特别是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求真务实、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就毫不含糊去改，努力使自己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模范实践者，始终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走在前列、争当先锋。

 

 

2014年9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观摩课堂教学，进行座谈交流，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节日敬礼和祝贺。

习近平在考察中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继续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发展，使我国教育越办越好、越办越强。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和普遍尊重。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

习近平指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广大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老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

习近平强调，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好老师还应该是智慧型的老师，具备学习、处世、生活、育人的智慧，能够在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好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成功的喜悦。

习近平指出，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师权益，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教师培养培训的质量。要让全社会广泛了解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习近平最后强调，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希望全国广大教师把全部精力和满腔真情献给教育事业，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不断创造新业绩。

 

信仰与信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信仰因信任而愈加执著，信任因信仰而愈发坚固。信仰是执政党的旗帜和灵魂，信任是党执政的基石和保障。坚定正确的信仰能够使执政党凝铸钢铁般的意志，汇聚大海般的团结，感召民众、信立天下；充分的信任可以使执政党焕发惊天伟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到达光辉的彼岸。信仰与信任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夯实党群关系的思想政治基础的问题。当今中国，党同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离不开信仰的引领，离不开信任的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共筑中华民族的灿烂前景。

信仰是信任的精神纽带和支柱。崇高的信仰像磁铁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共同的信仰是人们相互信任的血脉和纽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人民群众期待的信仰，能够迸发出无穷无尽的自信、他信和互信的力量。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人民把信任的目光投向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多热血青年毅然奔赴延安，情愿与共产党同甘共苦？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拥有坚定信仰的党，延安是一个闪耀着信仰光芒的圣地，人们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光明未来。一个缺乏信仰的党，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党，必然把国家和民族带入歧途。老百姓怎么会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这样的“领路人”？苏共是一个大党、老党，其所以最终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放弃了赖以立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信任一方面要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要建立在共同的利益追求基础之上，二者不可或缺。离开共同利益谈信仰是空洞的、虚幻的；离开信仰谈利益，将信任完全系于“利益”纽带上，这种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信任链条是脆弱的，极易断裂。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美式装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既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信仰，也有“为劳苦大众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利益追求。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没有统一的灵魂统领，当兵只是被逼无奈、混饭吃，这种没有崇高信仰只靠利益来维系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信任的立足点在于能带来好处。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无疑都是理想信念淡漠、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膨胀的具体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功利主义不能成为信任的基础，相反会成为信任危机的祸根。只有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才能形成坚如磐石的信任。

信任是凝聚共同信仰的坚实基础。信仰蕴涵于信任之中，又通过信任聚合起更加强大的为共同信仰而奋斗的力量。信仰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具体鲜活的，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言行中。一个政党的信仰，是通过每个党员的具体行动来体现的；老百姓正是通过每一名党员践行其信仰的言行来认识和评价这个政党，进而决定对它的态度的。人民群众的信任程度，是检验每个党员信仰坚定与否的重要标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人有没有信仰，“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们党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的一切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一切美好梦想的实现才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支撑。

所谓“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面对“四大考验”，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会上振振有词地劝导群众相信科学，转过身去却找算命先生“占卜前程”；要求群众艰苦奋斗，自己却吃喝享乐；大谈廉洁自律，背地里却贪赃枉法。这种“口言善而身行恶”的拙劣表演，极大地消解了他们口头上所倡导的信仰的魅力，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导致人民群众因不信任个别伪善分子而对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信仰也产生怀疑。有人说，当今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信仰危机，其实准确说是信任危机。人民群众从总体上讲并不怀疑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并不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有理由质疑个别腐败分子，有理由要求纯洁党的队伍、纯洁党的理想信念，不允许少数腐败分子亵渎和玷污党的信仰、人民的信任。作为执政党，要时刻牢记一个朴素道理：人民群众过去信任不等于现在信任，现在信任不等于永远信任。必须时刻牢记“四种危险”，经受“四大考验”，须臾不可放松党性锤炼，必须纯洁党的队伍，捍卫党的信仰，决不允许因个别腐败分子的恶行而损害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实现中国梦，既要“以信仰赢信任”，也要“以信任铸信仰”。以信仰赢信任，就是用共产党人对信仰的执著坚守和不懈努力来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而这种力量来自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来自于党同人民的大团结、来自于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信任。以信仰赢信任，关键在于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核心在于党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目的在于汇集党群同心的中国力量。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树立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心，始终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才不会在各种考验和诱惑面前丧失立场和气节，才能以信仰的力量带动人、感召人、团结人，赢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

以信任铸信仰，就是通过党和人民群众的相互信任，使党的信仰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信仰。一方面，通过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感情，真正使人民群众相信党的理想信念与人民群众的梦想和利益是一致的，相信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此，共产党人要带头坚定对中国梦的信念，将这种信念的力量传递给亿万人民群众，使中国梦成为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梦；带头走好中国道路，将“三个自信”的力量化成党群互信、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使中国道路延展成一条使每个中国人梦想成真的路；带头弘扬中国精神，将这种精神转化成党群连心、实干兴邦的具体行动。另一方面，通过增进党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感情，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创造未来的主体作用，使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信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当坚持信仰的自觉，更加珍视我们祖先传下的信仰，同时亦应展现更加进步、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胸怀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信仰什么，常常引起外国人好奇。因为世界上自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据统计约占全部人口的84%。确实，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因此有外国人经常问，既然没信仰，那你生活有什么准则？用什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一位资深的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对我说，载于旧约的“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最重要的信仰。我说，中国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直是中国人的信条。

 

那位神学家说，这和我们的“黄金律”很相近，的确也很伟大，但我们是宗教信仰，有神在监督着，你们的信仰靠谁来监督？我回答说，我们的信仰是“文化信仰”，有“诸神”在监督，就是家人、朋友、同事、邻居，这种来自周围人的社会监督很有效，无处不在；还有自我监督，就是“良心”，我们讲“天地良心”、“君子慎独”，说的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天地是“道”，对于“道”的信奉、崇敬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信仰的核心。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信仰形态的信仰。它具有非人格神的特点，但具有最高命令的意义，对整个社会有确立价值、约束行为的功能。

 

宗教信仰在世界许多地方培育了人们的道德，建立了生活秩序，凝结了人群，固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现象。但没有宗教信仰绝不等于没有信仰。信仰具有多种形态，文化信仰也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而且它不排斥宗教信仰，具有极大的共融性。英国诗人艾略特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当然有自己的信仰传统。

 

其实，人类信仰是多元的。对一个人而言，也可能除了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外，还有科学信仰、政治信仰，乃至生活信仰。比如，科学信仰，它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与执着，哥白尼、布鲁诺因坚持地动日心论受到迫害，甚至牺牲生命。维萨里研究血液循环被判死刑，居里夫人研究镭而罹患癌症，都是坚持科学信仰的伟人。

 

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如在中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碧血一腔染山河”的马本斋。很多人坚持自己的原则，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那么多人为之流血牺牲，不都是因为坚定的政治信仰！

 

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反而有的人变得困惑迷茫了，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贫富差距拉大了，甚至有些人一夜暴富引起人们心中失衡。许多人在感叹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失去了传统的信仰，又没有补充新的信仰。有人因此提出，传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过时了，是否应当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其实，传统的价值是千百年来由民众一代又一代沉淀形成的，不是由圣贤们规定的，虽然易于传代的精炼的表达往往是由圣贤们归纳和提炼的。今天不是要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而是要结合新的时代环境，重新提炼和发展，形成契合当前时代特征的价值信仰，它应当是在传统价值信仰上的继承和扬弃。

 

公职人员、公众人物应当成为社会价值和信仰的示范者和维护者。比如，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在构建和谐的竞争关系中如何实现法与道德的互补？在社会转型期，公职人员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在一些地方，当灾难事故发生时，有的政府部门第一反应，不是承认事实，而是辩解，乃至蒙蔽舆论。这就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失去信任，因为一些官员没有说出真相，所以就连带着说真相的官员也不被公众信任，带来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牺牲”。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延绵至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文化信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当坚持信仰的自觉，更加珍视我们祖先传下的信仰，同时亦应展现更加进步、更加包容、更加自信的胸怀。当我们于“中国制造”之外与世界共同分享“中国精神”之时，我想一些外国友人对我们的“信仰之问”也会随之冰释。

（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前主任）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31日发表了中共陕西省委王侠副书记题为《以坚强党性应对“考验”和“危险”》的文章，文章提出，新形势下要以坚强党性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我基本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我觉得，在肯定上述观点的同时，还应该留意党性以下三个方面的品质：

1.党性是人的组织体的特性，它不是神秘莫测地由不可知的因素决定的东西，而是由社会的物资生活条件决定的特性；

2.这种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党的地位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东西；

3.党性是相对于人性而言的，从发展的观点看，且相较于人性的一般发展水平，有一个引领、同步还是滞后的问题。

能否以坚强的党性应对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 不仅取决于党员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还取决于党性能否最大限度顺乎人性进化的趋势并引领人性的发展和完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党性如果拂逆人性或脱离人性，像文革等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那样，党员盲目地坚守党性可能不仅不会有助于党应对“考验”和“危险”，反而可能会把党推到更危险的境地。因此，以坚守党性成功应对各种“考验”和“危险”的前提，是让党性顺乎人性进化的趋势并引领这种趋势的行进。党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党的价值观、理想、纲领和根本性方针政策。坚强的党性表现为对党性构成要素的自觉维护、自觉服从和自觉的献身精神。能否经得起各种“考验”，表现出坚强的党性，首先是党本身和党的领导集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然后才是普通党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所有考验中最关键的是执政考验，我党作为今日之执政党应该时刻不忘并且矢志于落实1949年10月之前表达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理想。

“人性”与“党性”是长期以来时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的理论范畴。不少人讳言“人性”与“党性”的关系及其矛盾或对立，其实大可不必。人性与党性是有差别的，差别就意味着矛盾，对立是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在每一种具体情境中，人性与党性虽然会有矛盾和对立，但如果两者所占空间恰当，关系处理适宜，它们也完全能够和谐统一。如果人性与党性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体身上获得了完全的统一，像重合的两个场域一样，他/她身处相关场域，就不会受到来自两种方向不同的力量的拉扯，也不会因此而感受相应的现实压力和精神情感痛楚。

历史上人们谈论人性，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单纯强调人作为动物的一个特殊的类的生物本能，法学中的自然法学派有这种倾向；还有一个极端是忽视人之作为人在生物学上的类的共性，只强调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特性的决定性影响力，其结果是近乎把人性看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所谓社会性。现在看来，这两种极端化的看法都有片面性。或许，恰当的理路是把人性理解为人作为生物的一个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已形成的和通常会表现出来的特性。不过，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和有个性差异的，因此，人性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表现也必然会是个性化的、有差异的。

至于党性，用王侠副书记的话说，“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属性，是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在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下，党性被描述为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执政党的党性，似乎最好理解为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执政党用民主方法予以集中，经适度提升和统一表达的全民性。因为，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不仅仅是从阶级角度来定义党的，而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规定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中“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后半句，是1997年中国十五大通过的党章和此前的党章所都没有的规定。这表明，至少从2002年中共16大起，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此前的党性已有了明显变化的，具体地说，就是阶级性减少了，全民性增加了。

实际上，任何政党的党性都不应该也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一定要在适应社会环境和乃至改造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断与环境相调适。否则，相关政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其党性也将逐步失去社会基础，慢慢变成某种偏激或怪异的组织特性。所以，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的党性，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该政党的固有的本性，它不仅应随着时代、随着历史条件变化或自我调整，也应该随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与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的改变而不断自我修正。党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统一的，但它在不同成员身上的体现却会有差异，甚至反映在同一个体的不同生活侧面的强度也会不尽相同。

人性也好，党性也好，都可以理解为某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间接支配的空间，同时也可以说都是某种精神的和情感的场域。它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显然具有对于相关主体自身行为的无形规范作用或主观制约力。在社会的精神和情感场域，人性表现为个人依天性可自主支配的空间，党性虽源于人性但又是或多或少相对于人性的平面有所提升或有所沉沦的表现。由于两者有落差，党性对人性及其表现方式始终会有所要求、有所制约。相对于人性的平面有所提升的党性具有先进性，反之则具有落后性甚至野蛮性。

理解和把握这个问题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历史地、动态地认识人性在现实社会的进化水平和它的发展方向。如果这个问题不厘清，人们可能会把党性相对于人性的沉沦视为党性的提升，或者把党性相对于人性的提升看作党性的沉沦。人性进化的基本方向很难抽象概括，但可以大体做如下具体描述：从习惯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接受和欢迎平等共存的契约社会；从习惯于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到确信人生而平等、至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习惯于一个人或一家一姓垄断社会全部资源，到寻求社会成员普遍参与公共管理和按平等参与制定的规则共享资源；从习惯于要么奴役他人要么被他人奴役，到爱好和追寻民主、自由和共和的社会状态；从习惯于仅仅爱自己爱家人，到乐于帮助他人爱其所爱及至博爱；对危害社会的个人行为的惩罚方式，从习惯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同态复仇，到习惯于仅仅有限期或无限期地剥夺加害者的自由；从习惯于普通社会成员少权利缺自由，到追求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广泛的人权；从习惯于服从或维护难以捉摸的个人意志的统治，到只愿意接受已公布周知的既定的规则的统治；如此等等。在这个漫长转变过程中，能够或多或少超前和引导人性发展方向的政党表现的党性是先进的党性，反之则是已经不同程度地落后了或沉沦了的党性。

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既可能因其所属政党的先进成员超越时空局限爆发的人性光辉而得以在整体上显著提升，也可能受制于能量非凡的少数人乃至个别人堕落的个性而在一时一地大幅沉沦。历史经验表明，得到显著提升的党性会带动人性的整体提升，而特定条件下一个政党党性的大幅沉沦则能够让人性的平均表现在某些时段倒退数十年乃至数百年。

人性与党性相比，前者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紧密结合的人本身的特性，它稳定性强，包含较多变易缓慢甚至近乎永恒不变的东西，党性是人的组织体的特性，它不仅会随着组成人员综合素质和组织原则的改变而变化，还会随着社会发展或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乃至最终改变属性，逐步完全回归未来的人性、为未来的人性所吸收。不过，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

作为一种组织体的特性，党性本来是由人性让度和转化而成的，但一旦转化形成后，它就具有了相对独立于人性的地位，会时常与人性发生某种形式的对立，就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一样。在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执政地位由宪法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被固定下来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党与国家、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机关体系尽管形式有别，但往往在实质上难以区分。因此，体现执政党对其成员的要求的党性，通常往往会事实上具有国家性的外观和功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个人，不论他/她是否执政党的党员，其与国家及国家机关体系的关系，往往集中表现为他/她与执政党的关系。从内容上看，这种并不仅仅限于政党成员的个人与执政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广义地看通常也具有人性与党性关系的性质。

正确理解现实的人性与党性的关系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需要人们准确把握决定人性与党性内容的客观因素及人性与党性的边界。由表及里地列举，支撑人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拥有的财产，而支撑党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机构掌控的财产。可见，人性、党性的空间大小及其边界，很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人性与党性的联系和区别表明，在现实社会的一个个具体生活领域，人的精神、情感空间和选择自由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会有一个人性与党性此消彼长的问题需要解决好。如果党性与人性之内容共性多，固守和发展党性，对于人性虽然会有压缩的需求，但压缩比例不大，较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因而此时的人性与党性虽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一般会比较缓和。如果党性相对于人性提升或沉沦的幅度较大，那么固守和发展党性，必然要求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牺牲较多的人性要素，因而势必加剧人性与党性的冲突，此时保持党性对于该政党的成员和受其影响的个人来说将变得十分困难。

在政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党性必然大部分甚至全部转化为国家性。人性、党性或国家性，均具有自我扩展的本能。面对党性或国家性，个人在人性的保存和发展方面有所坚守，是形成和维持民主、法治秩序过程中社会对其成员的一种素质要求；同理，党性及其背后的国家性对人性的表达范围及其展示形式有所制约，也是它们间互动关系在特点环境下不能没有的内容。为了每一个人都能最好地发展，人性的驰骋空间不是不可以有所压缩的，但能够压缩的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按照主流的价值观，人们最终期待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健全和进步的党性，不仅应该包容全部人性，还应该促进人性层级的提升和人性内容的丰富，鼓励和支持与违背人性的不人道现象进行抗争。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里，前30来年间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国执政党的党性在大部分时间和空间里，并未提升人性的层级和丰富人性的内容，反倒是驱使人性向下沉沦，因此，人性与党性的对立和矛盾在那几十年中往往十分尖锐，而党性与国家性不分的背景，又加剧了人性与党性冲突的烈度、加重了冲突的有害后果。当然，如果将这30来年细分为一些阶段，不同阶段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差别。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党性包容了日益增多的人性要素，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向上提升、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人性与执政党党性的矛盾，在今日之中国总体说来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前的30年那样尖锐和突出。但在当代中国，要丰富和发展人性，提升党性的进步程度，充分理顺人性与党性的关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

我国今天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经过30余年来高速增长，规模、格局和质量已经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政治体制虽然也进行过些许改革，但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成果尚不够显著，因而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发展严重失衡。在迄今为止的过去30余年中，党性较充分认可了人性中的经济内容，但却面对人性中随经济要素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愿景或欲求裹足不前。无须讳言，在这方面，党性相对于人性的发展，显现出了程度明显的滞后或沉沦。此时此地，党本身就要经受四个考验，其中首先是执政考验，包括一部分成员拒不放弃任何既得利益造成的挑战，党本身也还要消除四个危险，其中主要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危险（这种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危险”的一部分）。党性不会自动提升，只能在经受这些考验、消除这些危险、及时把握和充分吸纳日益增长的人性新因素的过程中获得提升。

只有及时把握和充分吸纳人性新因素的党性，才是强固的党性；只有形成了强固的党性，党本身和党的组成分子才能够坚强地秉持这种党性举重若轻地应对目前和将会遭遇的各种考验、各种危险。党性本身的强固和党员秉持党性的坚强，在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过程中相互为用，缺一不可。

我希望上述这番议论，能够作为对王侠副书记《以坚强党性应对“考验”和“危险”》一文的补充。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