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在南印的玛玛兰普拉姆（马哈巴利普拉姆）举行，这个古老的印度海港小城曾经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与印度的文明交流史上时常被忽略的中国与南部印度通过海上交通交流的见证者。


在公元6世纪-8世纪，中印之间的交流逐渐由原来的陆路交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海路为主。除了这段时间内陆路交通受到政治和军事影响之外，印度洋海上交通的逐渐发展，室利佛逝（苏门答腊）这样的中转地的壮大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南印度就在这段时间进入了中国视野。

6世纪时，南印度的新叶王朝（又称波腊伐或跋罗婆）崛起，在其国王那罗辛哈跋摩一世在位期间，在玛玛兰普拉姆大兴土木。当时的玛玛兰普拉姆和许多国家有贸易往来。贞观十一年-十三年（公元637-639年），玄奘在印度各地游历，也曾来到过那罗辛哈跋摩一世的领土。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南天竺遣使节朝贡，之后陆陆续续又有使节往来。当时的唐诗时有提到“白鹦鹉”，就是来自于南印度的朝贡和贸易产品。而新叶王朝在建志所建的吉罗娑之主（Kailashanatha）神庙中，也留下了中国商人朝见新叶王朝国王的雕刻。1942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坦焦尔地区也发现了多达二十枚的中国铸币，其中三枚是开元年间的铸币。坦焦尔地区并非临海，由此可见当时唐朝与南印之间贸易往来的深入。

宋时，南印与中国的往来更加密切，甚至可能因此而引发了一场甚少为人所知的印度的对外战争。从古时开始，中国和印度商人要前往彼此的国家，必然要经过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三佛齐）王国，甚至需要在此长期停留以备齐货物或学习语言。室利佛逝垄断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贸易通道，与中国频繁往来（仅1003-1018年便六次来朝），但却可能因此引发了当时印度的朱罗（注辇）朝的不满。朱罗王朝在新叶王朝之后崛起，非常注重对孟加拉湾海权的控制，海上的商业和军事扩张是其主要国策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朱罗王朝和宋朝之间并没有直接建立关系，而是依赖于室利佛逝的中转贸易。宋对朱罗这个南印王国的认知，长期以来也来自于室利佛逝使节的叙述。

第一位和中国有外交接触的朱罗朝皇帝是罗阇罗阇一世（Rajaraja Chola I，985-1014或1016），即宋史中记载的注辇国王罗茶罗乍。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朱罗的进奉使侍郎娑里三文（有印度学者认为“三文”是萨蒙塔Samanta，王侯的头衔）带着五十二人的使团，花了三年多的时间辗转来到中国，终于和宋直接搭上了线，自称因为罗阇罗阇一世看到“十年来海无风涛, 古老传云, 如此则中国有圣人”，因此才遣使入宋，还带了两万一千一百两珍珠、六十根象牙、六十斤乳香的豪华贡物，可见朱罗当时想与中国之间建立直接经贸和外交关系的迫切心情。朱罗使者娑里三文返回国的半路上病死在河南襄邑，而遣使入宋的一代雄主罗阇罗阇一世此时也已经辞世，因此朱罗对这次意义重大的来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此后，朱罗还曾两次遣使来宋，天熙四年（1018）的使者没来得及完成任务就病死在广州，而1033年朱罗国再次朝贡时，正使蒲押陁离自称此前的入宋经历极为不顺，因此"愿将上等珠就龙床脚撒殿，顶戴瞻礼，以申向慕之心"，乃奉银盘升殿，跪撒珠于御榻下而退。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使团不一定来自注辇官方，而是商人假扮，用货物冒充贡物换取宋的丰厚赏赐，等同贸易。

但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宋对朱罗这个财力与军事力量均非常雄厚的南印大国毫无重视，诏书中的外交规格视同龟兹。一种观点认为，这很可能是当时在宋与南印之间充当中介的室利佛逝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宋面前刻意贬低了朱罗的国力与重要性。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室利佛逝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中转地位，而一旦朱罗与宋室撇开室利佛逝自行建立外交关系，室利佛逝能够从转口贸易中抽取的利益将会减少不少。

室利佛逝是否真的通过舆论操作影响了朱罗和宋朝的关系，从现有的史料里很难得到结论。唯一能确认的事实是：朱罗和中国建交10年后(1025年)，罗茶罗乍的儿子拉金德拉一世（Rajendra Chola，宋译尸离啰茶印陁注啰）突然派舰队远征室利佛逝，室利佛逝对此始料不及，被打得一败涂地，国王也被俘虏。

这次远征的动机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主因是高棉与丹马令的战争扯出了注辇，有的人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但从急转直下的注辇和室利佛逝两国关系来看，最说得通的动因就是朱罗已经不能继续容忍室利佛逝对海上贸易通道的垄断，矛盾激化到了非要打一战的地步。正如前文所言，朱罗是印度古代王朝中少有的具有海洋意识的王朝，而拉金德拉更是如此。从他统治期间的征服路线来看，他的思路也是控制马拉巴（泛指印度东海岸地区）的港口、孟加拉湾的水域和南方航线，因此，如果朱罗王朝想要真正建立海上霸权，与室利佛逝的一战可以说是必然的。

当然，注辇的本意只是敲打室利佛逝，没有在室利佛逝建立长期统治的意图。室利佛逝被朱罗王朝击败后，山帝王朝崩溃，国内局势一度陷入混乱，但毕竟国底厚，在此后几十年间地方性的王国慢慢复兴起来，1077年后恢复了与宋的朝贡往来。有人因此认为，这次远征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但是，室利佛逝的贸易垄断确实因为这场战争一去不复返，海上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因此一变。

煕宁十年(1077年)，某位“地华伽啰”派遣了27人的商团来中国。宋朝官吏把此事同时记载在三佛齐史和注辇史中，记载地华伽啰为来访的室利佛逝吉打城大首领和遣使的注辇国王。部分后世学者推测，这位地华伽啰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朱罗朝皇帝库罗通伽一世，也就是朱罗王朝最后一位有重大作为的皇帝。地华伽啰是对库罗通伽帝号提婆库罗通伽俱罗（Deva kulottunga Chola）的简写提婆俱罗（Deva kula）[1]。如果这推断是真的，那么，仅有母亲为朱罗王室公主的库罗通伽之所以能继承朱罗王位，除了父系东遮娄其王朝对他的支持外，作为旁系王子远在海外统治属地，避开了血腥的继承权争斗，最后反而渔翁得利可能也是重要原因。

但是，五十年之后，在蒲甘王朝在崇宁五年（1106年）遣使入贡时, 诏礼秩视注辇。尚书省言: “注辇役属三佛齐胡，熙宁中敕书以大背纸、缄以匣幞。今蒲甘乃大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换句话说，尽管朱罗多次遣使者来华，试图与宋直接建立外交关系，但当时的宋已经认定注辇只是室利佛逝的属国，地位远不及东南亚大国蒲甘。这中间的曲折，实在让人无法不去怀疑室利佛逝到底在宋室面前说了什么。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对于朱罗来说，实际上室利佛逝才是其受保护国。1090年，室利佛逝派了使节前往朱罗，对库罗通伽申告说，当年罗阇罗阇一世一直把某地岁入捐给室利佛逝的佛庙，现在捐助已经中止好久，希望朱罗皇帝能够考虑重新支持这所寺庙。库罗通伽同意重开捐助。然而，正当他为室利佛逝慷慨捐资时，室利佛逝的使者很可能正在告之年轻的宋哲宗：注辇是我三佛齐的属国。

无论如何，从那之后，正史记载中朱罗与宋再没有直接的外交往来。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南宋宗室出身的赵汝适根据担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和泉州市舶使期间的经验与对来访商人的访谈，写成了《诸蕃志》一书，书中对包括朱罗在内的南印各个地区的地理和风土人文有详细的记述。但是，当时中印的商贸交流应当是双向的，而且极为频繁，根据元代的《岛夷志略》中记载，旅居南印度的中国商人甚至在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在南印港口Nagapatam建起了一座颇为壮观的高塔。这座高塔矗立在南印的土地上长达六百多年，被称作老塔、黑宝塔，或“中国塔”，是中印文化和商贸交流的重要见证，却不幸在1867年被耶稣会的教士推倒。

元代之后，中国与南印的海上贸易和交流依然在继续，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此也有所记载，他说中国的船只会在冬季来到印度南方海岸，销售纺织品、金银制品和其他细货香料，然后购买印度所产的香料，趁着季风运回中国。在此期间，玛玛兰普拉姆等地也留下了大量的中国铸币。而来访中国的南印度商人，甚至在中国大港泉州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商人社群，曾经在泉州建起不止一座寺庙。其中，元末建起的番佛寺应当是其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座，但根据吴文良父子的考证，这座印度教寺庙建成后二十年左右就被毁，而开元寺便将残留的一些石制构件利用在了建筑中。其中，须弥座的底座束腰处七十三方石雕组成的装饰纹带上有活灵活现的人面狮身像，这一形象至今在南印的多处重要圣地寺庙（如建志赐福者之王毗湿奴神庙、文卡塔之主毗湿奴神庙和奇丹巴拉姆的舞王神庙）中可以见到。吴文良生曾经提出，狮身人面是从埃及起源、传到希腊、希腊传到了当时有着贸易往来的南印度，再一直随着商人们传到泉州，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它也是印度洋贸易和文明交流的重要见证者。

明代之后，中国和印度南方之间的往来虽然遭到早期的海禁影响，但郑和下西洋以及海上贸易的复兴，依然带来了丰硕的交流成果。南印西海岸的港口科钦（明史料中称柯枝）在明代兴盛起来，是中国主要的胡椒进口产地之一，中国商人输出丝绸制品和瓷器以换取当地香料，而郑和也在此留下了中国式的建筑与捕鱼方式。但可惜的是，15世纪中叶之后，中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记载开始逐渐减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民间贸易的大发展，商人们更加中意航程较短而风险更小的东南亚贸易，而中国和南印之间的海上往来航程长，投资高，反而逐渐淡出了视野。

然而无论如何，这段中国与南印之间的海上交通史并不应当被忽略和淡忘。因为它不仅仅说明了两个古老文明之间总能找到交流之道，而且也说明了中国和印度并不像西方的传统认知那样是被困于陆地地缘认知的国家，而是自古以来就有海洋意识和远洋交流传统的国家。这样的传统，随着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的复兴，必将延续下去。